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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0 万人抢先读吴晓波新书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周一的早上小巴要说一个好消息，吴老师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已经下印啦，在12月初即可送到大家手上，现在正在吴晓波频道和美好的店独家首发预售中哦，【点击此处立即购买】。
今天，小巴就为大家抢先带来新书试读“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篇章。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安德烈·纪德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
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
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
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
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
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
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
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
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滔——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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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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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对中国工业化贡献最大的工业企业？中国有十几个中央制造集团，每一个都为党国工业化立下赫赫战功，另外，中国在地方也有各种大型制造业企业，其中华为和富士康是佼佼者。若说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对中国消除地区贫困贡献最大的企业，富士康一定是候选者之一。
谁是对中国工业化贡献最大的工业企业？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中国有十几个中央制造集团，每一个都为党国工业化立下赫赫战功，吸纳了大量高学历人才就业。其中的佼佼者如国家电网公司，中车集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中核工业，中航工业等等，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流制造集团。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有什么东西中国能造，外国不能造的”里面专门写过国家电网公司，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电网公司，而且在特高压电网和智能电网方面已经掌握了世界标准和技术话语权。
我们近年来自豪的国产航母，国产万吨大驱，国产舰载机，四代机，标准动车组，特高压智能电网，空间站，货运飞船，重型火箭等都来自上述企业的贡献。
除开这些中央制造集团，中国在地方也有各种大型制造业企业，其中华为和富士康是佼佼者。
若说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对中国消除地区贫困贡献最大的企业，富士康一定是候选者之一。
一般有朋友来深圳，都会问我深圳有什么好玩的没？当然有，在市区就有长达十几公里红树林海滨公园，每当黄昏大批深圳市民在海滨公园跑步，骑自行车。
有酒吧云集的蛇口，有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十大最美海岸线之一，位于大鹏半岛的东西冲海岸线。有KK Mall，海岸城，万象城，星河时代等大型购物中心，有东门这样的大型步行街，有华强北这样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聚集地，有堪称全世界绿化最好，距离最长的大城市主干道深南大道。
然而我往往会对朋友说，来深圳你不能只看这些，这样就太俗了，购物中心，海滨公园，城市主干大道，长距离海岸线，步行街，其他城市也有。要想在深圳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必须要去四个地方。
第一个是深圳南山的科技园，这里是IT和互联网的集中地。
聚集着大疆创新总部，中兴通讯总部，腾讯总部，迈瑞公司总部，百度，IBM，甲骨文，联想，以及大量互联网，IT软件高科技企业，整个南山区有122家上市公司。
如果你想看到奋斗的中国年轻人，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飞速进步的步伐，请晚上到南山科技园，这里是中国高学历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即使到九点以后，你会看到很多办公楼仍然是灯火通明，晚上加班是科技园的IT男们的生活常态，晚上九点的公交车，仍然挤满了人。腾讯大厦的门口，即使到半夜也总是等满了出租车。每天在科技园的公交车上，你会遇到大量毕业于全国各大高校的男性，以及一部分女性。每次在科技园坐公交车，看着满车的IT男，我就在想这辆公交上或许有一半的人能年入二十万。
和美利坚的湾区一到晚上连个鬼都看不到不一样，南山科技园的晚上总是人声鼎沸，刚毕业的年轻人和同事一起加完班之后，到路边小店撸个串，喝个啤酒什么，吹着来自几公里以外海上的风，聊着深圳的房价，盘算着什么时候能涨工资。或者讨论周边哪个城中村房租便宜点，哪个小区的单间便宜点。
女孩子们可能更喜欢附近的欢乐海岸和海岸城，下了班去散散步，吃个饭。
科技园有可能是深圳最容易跳槽的地方之一，走那么几步路，就可以到隔壁公司面试了，这里的老板们内心压力真的很大，时刻的关注着隔壁公司的薪资和福利待遇调整情况。
多年前曾经认识一个科技园的女生，她直接对我说她24岁，一个月工资有一万五，如果找另一半希望生活水平不要降低，于是月薪只有几千的我默默的删除了联系方式。
第二个地方是龙岗坂田，这是通信产业的集中地。
华为集团基地在这里占地1.3平方公里，坂田是深圳脏乱差的地方之一，然而一到华为基地附近，道路整洁，绿化整齐，几条道路被命名为居里夫人大道，稼先路，冲之大道，绿树成荫。
华为坂田基地有五万名毕业于中国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在这里上班，坂田附近的马蹄山村堪称是中国高学历人才最密集的城中村，成千上万的华为员工在这里租房居住，华为人往往自称是马蹄山村民。
一到晚上下班时刻，马蹄山村里面总是人潮如织，大批华为员工回到居住的地方，各式各样小吃摊，水果摊，路边烧烤和餐馆生意火爆。大批人在路边烧烤摊位喝酒聊着未来，看到马蹄山村里的男男女女，恍惚会有回到大学校园旁边的小吃路的感觉，也许里面就有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科大等学校的毕业生。
马蹄山村里的东西，不管是水果还是餐馆，总是感觉有点昂贵，价格和城中村的形象格格不入，想来是村民吃定了华为员工有钱的缘故。
第三个地方是龙岗的深圳比亚迪宝龙和坪山工业园，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地。
坪山是比亚迪集团的总部，这里聚集着三万多名员工，包括一万名本科学历员工，比亚迪集团总部占地接近3平方公里，在里面参观还要坐电瓶车，现在在园区还修建了云轨也就是空中地铁。
从卫星地图上看，比亚迪的总部是六角大楼，比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还多一个角，可以容纳上万人办公。
比亚迪集团门前的长达一公里多的大道被命名为比亚迪大道，进入其总部园区，有一个震撼，简直是中国比亚迪汽车最密集的地方，每到上班时候，数千辆员工的比亚迪汽车停放在园区，连绵不断。
第四个地方，就是龙华和观澜的富士康集团厂区，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代工厂之一。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最多的厂妹厂弟们，龙华富士康其实和坂田华为相距不远，所以网上经常有出现一个路牌的照片，一边是华为，一边是富士康。
你如果在晚上八点左右的下班时间路过富士康厂区，你会看到路边和人行横道上连绵不断的数公里的下班人群，都是看样子只有二十来岁甚至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都穿着富士康的工衣，那个景象无比震撼，这个超级工厂究竟养活了多少人。
在员工们下班的道路上，充斥着各种油烟味，各个地方小吃，面条和炒饭的味道。在这里，我真的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各种发型，各种方言口音，大多数来自于内陆农村地区，只有初中，中专和高中学历的年轻人们，在这里贡献着他们的青春。
在富士康集团的周围逛街，各种各样的网吧，发廊，小店，手机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
这里有下了班无所事事只知道去网吧挥霍时间的少年，有以追求厂妹为乐趣的打工仔，有各种各样廉价商品的X元店，有卖廉价首饰的小摊，有刚来深圳一无所有，等着明天到厂门口排队进厂的年轻人，有刚从富士康离职准备回老家歇一歇的人。他们的脸上共同的写着年轻两个字。
如果你来了深圳，每天早上你到富士康厂区的大门口，看下数万员工涌入园区连绵数公里的震撼场面，在富士康招聘的大门口，你能够看到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排起长龙准备进厂，来这里获取工资，寻求生存。
他们中很多人，是下了火车或者大巴就直接带着行李来到这里，所以你在队伍之中，还可以看到很多人拖着行李箱。
现在的龙华和观澜富士康园区，由于深圳市的腾笼换鸟，比起往昔三十多万人的超大规模已经稀疏了许多，富士康在深圳市的产值从2011年最高峰的3881亿元（约合4439亿港元）降至2016年的2290亿元（约合2619亿港元）。但是富士康仍然有至少十几万，或者二十万人在这里上班。
在华为崛起之前，富士康一直是深圳最大的工业企业，可以说是深圳工业的支柱。富士康为深圳贡献了大量的生产制造人才。
我刚来深圳的几年，公司宿舍还是两人间，同住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专科生，就是我的公司从富士康挖过来的品质人员，在那个年代，给这样一个学历并不高的品质人员差不多五千元一个月的工资。
他跟我说过，富士康工作经验出来很好找工作，富士康在精益生产和制造方面培养出来的人才非常受深圳各个工厂的欢迎。他到深圳快十年，作为一个学历不高的人觉得很满意了，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我问他怎么打算，说过几年回老家娶个媳妇，但是估计到时候还是在深圳上班。
可以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强城市以外，唯一新崛起的一线城市深圳，富士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不仅仅是顶峰时期三十多万人的就业机会，为深圳的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品质，技术，制造和管理人才，更重要的是在上游积聚了大量的配套企业，使得深圳形成了超强的企业集群优势。
深圳有大批企业为富士康配套，我在之前的手机结构件的中国力量里面提到，中国最大的连接件企业立讯精密公司，是苹果，华为等的供应商，立讯精密的创始人王来春女士就曾经是富士康的打工妹，在立讯精密做大之前，富士康一直是其最大的客户，来自富士康的收入占了立讯精密的一半左右。
深圳市在产业不断升级的态势下，富士康对深圳的重要性在降低，也因为此，富士康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向内陆扩张，直接带动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另一件是富士康开始做产业升级，跟上中国先进地区发展的脚步。
我在“如何看待中国还有时薪1美元的企业”一文里面写过，中国从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宁夏-河南-河北这七个省区大约3.1亿人，有一个华北贫困带，华北在农业文明时期是非常富庶的土地，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华北地区落后了，上述七个省区，2016年全国扶贫重点县的数量都在全国前十位。
这么重要的地带，3.1亿人口，只有一个西安市和一个郑州市算得上是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算得上国内的二线城市，其他石家庄，呼和浩特，银川，太原，兰州，洛阳的实力都还不够。这样的态势发展，必须要持续的借助外部力量。所以中央政府必须想办法在这个三亿人的广阔华北区域打造除了西安和郑州之外的第二个发动机。
即使在西安这个城市，2016年GDP为6480亿人民币，在全国只能排在第25位左右，远远落后西部城市成都的1.17万亿。
上述七省区中，唯一一个进军全国城市GDP 20强的城市，超过了西安，这个城市就是郑州。2016年GDP大约7920亿元。
为什么2017年国家选择在河北雄安搞千年大计，打造第三个发动机，拉动华北地区3亿人乃至东北地区1亿人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
富士康的出现，很好的配合了国家战略，富士康在华北这个广阔的地带，投资了大批巨型工厂，尤其是郑州厂，太原厂等规模巨大。富士康在河南省工厂尤其密集，包括郑州，兰考，南阳，濮阳，鹤壁，济源都有工厂。
特别是富士康郑州基地，已经超过了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富士康工厂群。
富士康成为拉动河南省工业升级的主要力量之一
2010年，富士康在郑州设厂，仅仅一年多以后，到2011年底，已经奇迹般的拥有了超过10万名员工，目前郑州富士康员工人数已经在20万人以上，当时从深圳富士康调动大批有生产经验的员工到河南支援建厂，还造成了不少员工离职。
经过6年的发展，到2016年，以郑州为核心的河南基地和以深圳为核心的广东基地已经是富士康全国最大的两个工厂集群。其中只是郑州富士康，员工总数就超过25万人。
2016年全国手机产量前三名是广东，重庆，河南。其中广东遥遥领先9.64亿台，占了全国的60%。重庆第二2.87亿台，河南第三2.59亿台。河南省的手机产量由几乎为零一举突破2.5亿台大关，进入全国前三位。
事实上，如果把河南省单独放在世界上比较，不算中国的话，河南省手机产量可以排在世界第一位。
2016年，河南省进出口4714.7亿元人民币，其中台企富士康在河南企业进出口3171.9亿元，占该省进出口的近七成。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取代传统产业独占外贸进出口鳌头，成为河南外贸的支柱产业。郑州一跃成为电子制造明星城市。
不仅如此，富士康在河南不只是提供了低端的制造业，也在往高等级工业进军，2015年11月，郑州经开区管委会与富士康在郑州举行了第6代低温多晶硅（LTPS）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签约仪式，该项目总投资280亿元，预计2017年项目生产线点亮，2018年实现量产。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由于iphone的手机都喜欢用空运，所以直接带动了郑州机场货运量猛增。
2011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102802.6吨，首次突破1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9.82%。201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51193.5吨，同比增长47.07%。2013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255712.8吨，同比增长69.13%。2014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370420.8吨，同比增长44.86%。
富士康2011年开始生产之后的几年，2011—2014年，郑州机场成为全球货运量增长最快的机场，没有之一。
2015年，郑州机场货运吞吐量403339吨，同比增长8.89%，高居全国第八位，2016年郑州机场货运量高达45.67万吨，跃居全国第七位。相比之下，郑州机场的客运量仅为全国第15位。
当然多说一句，除了富士康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以外，河南省自主发展的食品工业是该省工业经济的支柱和一大亮点，河南是中国的核心粮食基地之一，中国年产粮食4000万吨以上的省只有3个，其中山东4700万吨，另外两个是河南和黑龙江，年产都是6000万吨左右，河南比黑龙江少大约100万吨排名全国第二。
河南省背靠强大的农业产能，发展出了全国一流的食品工业，河南的食品工业产值自2006年以来居全国第二位，2015年首次超过一万亿达到10603亿，增长8.3%，河南省规模以上食品企业超过了3000家，2015年达到3410家。全省小麦粉、饼干、速冻米面食品、方便面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鲜冷藏肉产量居全国第三位。
全国肉类综合10强中，河南省有3家企业；全国方便面10强中，河南省有5家占了一半。
双汇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三全、思念速冻食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白象集团居全国方便面行业前三名。河南还吸引了可口可乐公司在郑州落户设立工厂。
如果说装备制造业，食品工业和电子制造工业是河南省工业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富士康一己之力扛起了河南省的电子制造业，可以说2010年引进富士康是当时河南省近年来的主要经济政绩之一。
2017年7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郑州富士康的情况，其中采访了两个人，体现了富士康的出现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1：现年28岁的袁艳玲（Yuan Yanling音译）说，她曾在iPhone装配线上三进三出，每次出现待遇更好或者更有趣的工作，她就会辞职。2016年11月，她开始在富士康工厂附近的商场卖化妆品。
“我们的顾客几乎全都是富士康员工。”袁艳玲说。她现在跟在富士康工作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一间租来的单房公寓里。
2：其他的当地农民则称，土地补偿费比他们耕种小麦玉米一辈子能够赚的钱还要多，华尔街日报采访的当地农民张海林，用部分补偿费购买了两套房子。他说，他去扫街都比干农活赚得多。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富士康工作。
手机和钢铁是山西省出口的绝对支柱
2016年山西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099亿元，同比增长20.5%，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23位，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其中：进口443.6亿元，同比增长14.2%；出口655.3亿元，同比增长25.2%；贸易顺差211.7亿元，同比增长57%。
在山西省的出口当中，手机出口大幅增长，钢材出口量价齐跌，手机和钢材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73.8%。2016年，我省手机出口2531万台、货值38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2%和65.4%。钢材出口142.2万吨、货值103亿元。
手机出口几乎全部来自于富士康，富士康在山西有两个厂，太原和晋城。也就是说，富士康的出口占了整个山西省的58%。
钢铁产业也是山西工业的支柱，山西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就是太原钢铁公司。山西省的这个经济结构，是需要改善的。
山西省三大主力产业：电子制造业，钢铁和煤炭，其中作为支柱产业的钢铁和煤炭，都处于去产能的大潮之中，增长乏力，不难想象，如果失去了富士康，山西不知道会怎样。
如果没有了富士康，山西省以钢铁和煤炭为主的工业经济结构，跟建国初期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时候差不多。
山西近年来经济表现和辽宁一起作为全国增速最差的两个省，是有原因的。
辽宁的情况比山西要更好，辽宁还有机床，大型生产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可以搞产业升级，山西需要有新的增长点。
除了河南和山西以外，富士康在山东菏泽，河北廊坊等也有工厂，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河北省的经济结构也不太好，出口四分之一是钢铁。
2016年河北出口总额2014.5亿元，534.7亿是钢铁，服装和纺织品353.2亿，钢铁和服装出口占了河北的44%。除了这两项以外，其他河北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的出口超过了100亿人民币。这也反映出河北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廊坊富士康的出现，提升了河北省在电子产品制造的领域的表现，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华北地区，带来了新的气象。
当然河北比起山西有一点好，就是在汽车和轨道交通方面还不错。拥有一家明星自主品牌车企——长城汽车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总收入986.16亿元，同比增长29.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51亿元,同比增长30.92%。
另外还有中车唐山机车车辆公司，该公司前身是我国国产机车工业的发源地，制造了中国第一辆机车，第一辆客车，第一辆货车等，目前是全国主要的高铁动车组生产基地之一。
除了华北，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最快的是西南地区。
富士康是四川进出口的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四川实现货物进出口总值32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三家公司占了四川省进出口的42.7%。
其中，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实现进出口647亿元，同比增长23%；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实现进出口627亿元，同比增长56%；戴尔（成都）有限公司实现进出口118亿元，同比增长5%。成都富士康一家企业的进出口金额占到了四川全省的19.2%。
仅仅从进出口结构来看，四川的经济结构比华北地区都要好，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呈现整体大幅度逆袭的态势，高级人才不断回流，贵州和重庆经济增长率近几年一直稳居全国前三位，而四川省全国排名近年来不断上升，从2014年的全国第8位上升到2016年的全国第6位。汽车，电子，软件等产业都在快速发展，2016年四川甚至生产了130万辆汽车。
四川崛起的背后，富士康也做出了贡献。
实际上，除了上述省份以外，全国还有很多富士康工厂，例如昆山，烟台，重庆，贵阳等等，烟台富士康是2016年山东省最大的进出口企业。
当然，富士康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中国落后地区大量投建工厂，培养现代工业制造经验，目前富士康自身也在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富士康的营收主要以EMS电子制造服务为主，基本上算是别人的打工仔，这也是很多人看不起富士康的原因，事实上，做好制造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代工业务之外，富士康也在开始向自主创业进军。
富士康旗下的深超光电是中国十大液晶面板生产企业之一，富士康旗下的金属壳制造业务，为苹果公司大量生产制造手机金属壳。
富士康在收购日本夏普之后，执行去日本化政策，将夏普的主要工厂设置在广州，台湾鸿海精密工业与夏普共同出资成立的电视液晶面板制造商堺显示器产品公司（SDP）于2016年12月30日正式宣布，将与广州市政府共同建设世界最大规模的面板新工厂。计划建设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园区，双方当天在约6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协议上签字。
这是富士康在努力将日本的先进制造业和技术转移到中国，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需要众多的能给农村和小城镇低学历人口提供五险一金，提供不错的薪资，按照劳动法提供就业机会的大型工厂，而富士康绝对是其中的主力军之一。
富士康的代工业务，在深圳地区大约有20万普通员工，其入职的底薪2017年为2130元，三个月试用期后都会大幅提高底薪至2550元。
下图为深圳富士康某普工2017年6月的工资，加班48个小时，应发4191元，实发3878元。
深圳富士康在全国的富士康工厂算是加班比较少，待遇也比其他的要高。
一个月48小时的加班，按照一个月平均21.75天的上班时间，平均每天加班也就是2小时多一点，比起多年前，深圳的工厂很多只能一个月休息一天，劳动强度已经大大改善。
下图为郑州港区富士康某员工上传的2017年6月份的工资单，深圳和郑州是富士康在全国最大的两个工厂集群。
该普工底薪2200元，比深圳低350元，6月份加班57个小时，其中有3天周末在加班，应发工资4536元，扣除社保，公积金，伙食费和住宿之后，实发3818元左右。
每个月扣除住宿费和伙食费，扣除社保公积金，还有到手4000元左右的收入，还有五险一金，一个月加班57个小时，累吗？当然累，但这对中国农村的打工者们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和从事农业生产相比，在中国种一亩地一年只能赚几千元，央视报道的精准扶贫系列报道，基本上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的贫困人口，几乎都是在农村种地的中老年。
可以说同样是挣几千元，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远远大于从事工业生产。只要安心的在工厂做下去，不乱花钱，不说升官发财，但是基本的小康生活是可以保证的。
尤其是现在富士康的工厂就设在内陆地区，对于打工者们来说，离家乡也近，算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你机灵点，聪明点，当上了线长，拉长，或者能进一步往上升，待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例如富士康的线长底薪就比普工高大约500元左右。
我们和鸿海集团的老家台湾比较一下，2016年台湾省居民经常性薪资（也就是不算年终奖等）为3.92万新台币，按照今天2017年7月初的4.47的汇率，大约为8770元人民币。
一个中国农村的低学历劳动力，在富士康工作可以拿到台湾这个发达社会50%水平的工资，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更何况还在不断上涨之中。
富士康机器换人的思考
2011年，郭台铭曾经宣布过一个富士康百万机器人计划，也就是部署一百万机器人。
到现在6年过去了，机器换人进行的怎么样了呢？2016年10月，一则富士康昆山工厂裁员6万人的新闻在国内产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实际上，这则新闻是来自外媒digi times，引用是是香港CAN通讯社对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发展委员会总经理代佳鹏（Dai Jia-peng，音译）的采访。
媒体其实有点标题党，所谓昆山工厂裁员6万人，是指昆山富士康员工总数从2011年左右的11万人逐渐减少到2016年的5万人，减少了6万人，并非是一年裁员。
并且这个裁员并不完全是因为机器换人，更多是富士康全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缘故。富士康在2016年底总共全国才部署4万台机器人多点，怎么可能一个昆山一年之内就裁员55%？机器换人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趋势不可扭转。
对于机器换人，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发展委员会总经理代佳鹏（Dai Jia-peng，音译）表示，该公司的这项计划将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针对过于危险的岗位或者人类员工不愿从事的工作设置自动化工作站。
第二阶段是实现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
第三阶段则会实现整个工厂的自动化，只保留少数人类员工负责监督生产、管理物流，并部署测试及视觉检查工作。
目前富士康成都、深圳、郑州的工厂已经进入部署机器人的第二甚至是第三阶段。目前成都工厂拥有 10 条完整的自动生产线，而该工厂主要负责一体式 PC 的生产。也就是说，富士康所接到的一体式 PC 生产订单，都可以完全使用机器人来负责整个组装过程，不再需要人力。
也就是目前富士康生产的PC已经出现了机器人生产线，而富士康的目标是在 2017 年让更多科技产品进入全机器人组装的程序，包括 iPhone 在内的一系列苹果产品将会是重点目标，也就是说，希望2017年能够首次实现iphone生产线的首次全机器人生产。可以预计，如果富士康按照计划在2017年首次实现了全机器人生产iphone，并且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势必会不断在全国推广，也就是说，富士康全国的各个工厂必然会像昆山一样逐渐减少人数，事实上，近年来打工者的感受也能知道，富士康招工不像以前那么紧缺了。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低端就业岗位不就消失了吗？让大批低学历劳动者丧失了工作岗位，对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不是打击吗？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新闻来看待，
第一个新闻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富士康在河南和广州投资数百亿新建了大型液晶显示器工厂，也就是虽然低端的组装业务需要的工人少了，但是中高端的产业跟上来，也会产生大量的用工需求。
第二个新闻是2017年富士康大大的增加了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数量。
富士康进入中国大陆以来，最近的十年平均每年招聘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大约在700人左右，然而在2017年富士康突然大大增加了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到了多少呢？
新华社深圳2017年2月21日电（记者陈宇轩）富士康科技集团近日披露，该公司2017年拟招聘1.2万名高校毕业生和6000名中专技校毕业生。
据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张占武介绍，富士康2017年重点招聘电子商贸、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自动化、新材料、机械工程、精密模具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其中，高校毕业生1.2万名，中专技校毕业生6000名，岗位覆盖了富士康在深圳、郑州、太原、成都、重庆等地的30多个园区。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20日在深圳表示，此次招聘计划反映了富士康转型升级的需求。他说，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向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中，富士康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尤其是人才方面的投入力度。
产业升级会带来对中高端人才的需求，不仅富士康在2017年大学毕业生招聘数量从往年的平均7000人左右大幅增加到1.2万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富士康还提出了招聘中专技校毕业生6000人，这是不同于普工的高级工人需求。
机器换人这样的产业升级，会带来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自动化，新材料，机械等中高端就业机会的增加，而中高端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带来这个人群的消费升级，这会极大的带动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增加。
低学历劳动者还可以在服务业的消费升级中寻找到工作机会。
第三个新闻是富士康搞机器换人，国内有一家机器人公司成为了富士康的供应商。
2017年5月，李总理考察郑州富士康，就参观了富士康在郑州的全球首个智能制造无人车间，该车间使用的协同机器人和AGV就是来自青岛的海通机器人公司，能够实现刀具的自动配送和抓取功能，海通已有200余台协同机器人和AGV机器人被用于富士康智能工厂。
该公司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申作军创立于2013年，成立几年来，一直处于投入大于产出的状态，除了公司股东投入的自有资金，海通在2015年获得公司首轮2000万元的融资，用于支持公司发展。
2016年，海通的营收仅有400多万，但研发投入却高达千万元。截止到今年5月，海通不到半年的营收达到一千多万元，陈立钢说，这一年他们终于迎来了“井喷”。目前该公司除了富士康以外，还打入了中车集团南京基地供应链
这则新闻虽然小，说明了什么呢，在机器换人的浪潮中，给更上游的产业链提供了更多机会，中国公司有了更多的舞台，如果没有机器换人，像海通这样的小公司可能就无法存活，无法发展壮大，相反在机器换人的过程中，像海通这样的中国公司才有机会扩大市场份额，增加高端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更多了，高收入的用工需求也增加了，带动的服务业工作机会也增加了，从而实现中国人整体收入的增加。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内陆地区也在不断产业升级，提升工业化水平，富士康本身，也在不断尝试跟上中国发展的脚步，最近几年的一系列动作，液晶工厂，机器人改造，手机金属壳生产等等，说明富士康自身也在不断转型，这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中高端工业的就业机会。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知乎大V宁南山，文章于2017年7月16日发表于作者的微信公众号宁南山（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jc2NDc2OQ==&mid=2247483929&idx=1&sn=10b42eced6c36e2a280d850a18c74822），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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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8 15: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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