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明 | 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二）

hacksee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二）尚小明
　　以下是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各大学史学教授在国内外大学接受教育的情况，而根据就读院校所做的统计（表2，见篇末）。　　因有同一人在两所乃至两所以上学校接受大学或研究院（所）教育的情况，表2中 “大学”和“研究院（所）”两列统计数字时有重复计算。就实有人数来看，如表1所统计，在585名本国教授中，有493人曾在国内外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84.3%；又有45人接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约占7.7%。而在493名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教授当中，有391人在国内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79.3%；有257人在国外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约占52.1%。先在国内接受大学以上教育，又到国外接受大学以上教育者有152人，约占30.8%；完全在国外接受大学以上教育者有104人，约占21.1%。  　　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就国内教育背景来看，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人才，主要出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以及金陵大学等五、六所学校。不过，各大学造就史学人才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是造就史学人才最多的大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曾在北京大学接受过本科教育，后来成为史学教授者，多达87人，占到本国教授总数的14.9%，在各大学中独占鳌头。（二）史学系是培养史学人才最主要的机构。曾在北大史学系就读本科，后来成为史学教授者，有陈功甫、陈汉章、邓广铭、杜呈祥、傅振伦、高亚伟、胡厚宣、金宝祥、劳幹、李方晨、李树桐、林冠一、刘熊祥、卢政鉴、单士元、史鼐、宋泽生、苏康甲、王玉哲、王德昭、吴廷璆、吴相湘、夏德仪、萧鸣籁、谢兴尧、许预甲、杨向奎、杨志玖、姚从吾、余逊、张圣奘、张国威、张政烺、张傧生等30余人。（三）文学院其他科系，特别是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在培养史学人才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其中出自中国文学系的有陈庆麒、董作宾、范文澜、傅斯年、金毓黻、柯昌泗、孟寿椿、钱卓英、孙伏园、吴道安、许德珩、郑天挺等；出自哲学系的有陈廷璠、顾颉刚、韩寿萱、韩儒林、胡鸣盛、黄文弼、黄凌霜、嵇文甫、蒋复璁、梁园东、罗倬汉、孟云桥、容肇祖、苏甲荣、余又荪、朱谦之等。此外，出自英文系的有程憬、郭智石、罗家伦、尚钺；出自政治系的有毛以亨、陶希圣、萧一山；出自经济系的有段锡朋、胡寄窗、马非百、杨东莼（肄业）、赵迺抟；出自法律系的有余精一；出自教育系的有陈东原；出自地质系的有裴文中；出自数学系的有毛准。其他还有葛延林、葛定华、俞静安、施畸、汪诒荪等人，因资料原因，就读科系尚待进一步查证。北大史学人才培养的这个突出特点，除了因为中国文学系偏重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哲学系偏重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史学均有密切关系外，与当时一些文科教授在各系间开设课程，以及学生在各系间互选课程或旁听，也是有关系的。（四）20年代初建立的研究所国学门及30年代初由它演变而来的研究院文史部，和进一步演变而成的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是北大培养史学人才的又一极重要的阵地。其中出自研究所国学门（包括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的有班书阁、蔡尚思、丁山、董作宾、杜钢百、傅振伦、顾敦鍒、黄绶、黄文弼、刘厚滋、单士元、商承祚、王森然、谢兴尧、姚从吾、姚名达、郑天挺等；出自研究院文史部的有李光信、商鸿逵、陶元珍、张鸿翔等；出自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有方国瑜、李埏、王玉哲、阎文儒、汪篯、杨志玖等。需要指出的是，前列北大史学系培养的人才，大部分出自30年代鼓吹“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幕后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期，而20年代在朱希祖主持下的史学系，由于特别强调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灌注，而不注重史学研究方法和技能的训练，那时的史学系并不能够为研究所国学门提供多少生源，研究所国学门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校外，或校内的文、哲等系。　　清华大学的史学人才培养与北大有所不同。（一）清华历史学系同样造就了不少史学人才，如陈超、刁鸿翔、谷霁光、郭守田、何基、胡嘉、梁嘉彬、罗香林、区宗华、沈鉴、孙毓棠、汤定宇、陶振誉、汪篯、王栻、王文杰、王信忠、吴晗、杨绍震、姚鉴、姚薇元、张贵永、钟道铭、周培智、朱延丰等，比起北大史学系来并不逊色多少。但与北大明显不同的是，清华的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并没有培养出一批史学人才来，甚至举不出一位曾经在这两系就读，后来在各大学担任过史学教授的人来。出自其他各系的史学人才也很少，只有政治系的郭宣霖、邵循正、赵光贤，经济系的梁方仲，以及外文系的赵俪生。清华与北大在史学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一巨大反差，可能与其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或发展方向与北大不同有关。清华中国文学系从一开始就标举“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方针，并不像北大中国文学系那样重视文学史；而清华哲学系“重视逻辑，恐怕已是全国都知的事实了”，也不像北大哲学系那样重视哲学史。因此，清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与史学系的关系相对是比较远的。（二）研究院是清华造就史学人才最主要的机构，出自其中的史学人才有39人，在民国时期各大学研究院（所）中是最多的。其中出自20年代国学研究院的有陈守实、程憬、戴家祥、杜钢百、方壮猷、冯德清、葛天民、黄绶、蓝文征、刘节、刘纪泽、王庸、王静如、卫聚贤、吴其昌、吴金鼎、谢国桢、徐中舒、杨鸿烈、杨筠如、姚名达、周传儒、朱芳圃等，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来看，都堪与较早设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相匹敌。但应注意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清华的文、史、哲等系是同时建立的，并且存在时间只有4年，因此，其生源完全来自校外。而在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设立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培养的史学人才中，则有不少系清华历史学系出身，如罗香林、区宗华、沈鉴、王栻、王信忠、姚薇元、钟道铭、朱庆永、朱延丰等。当然也不乏其他系和校外出身者，如政治系的邵循正、经济系的梁方仲，以及来自南开大学的鲁光恒、马奉琛，岭南大学的何格恩，齐鲁大学的张立志，北平民国大学的王静如，以及不曾入过大学的何士骥等。（三）在与清华有关的史学人才中，有一类人情况较为特殊，即改为大学以前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选送到美国大学和研究院（所）学习，其中一些人回国成为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如陈石孚、陈复光、陈嘉勋、雷海宗、李济、李飞生、李惟果、梁思成、刘朴、刘崇、鲁潼平、潘大逵、皮名举、时昭瀛、王造时、王绳祖、吴士栋、吴泽霖、萧公权、余楠秋、张忠绂、张荫麟等，其中以外国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教授居多，也有回国后转治国史及其他专门史者。由于清华学校并非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学校，上述史学人才的养成，只能说与清华有一种间接的关系。还有极少数人，如陈嘉勋、陆懋德等，则只是在赴美留学前，在清末的清华学堂当中接受过几个月的预备教育，与清华的渊源就更浅一些。　　北平师范大学培养的史学人才中，出自历史系或史地系的有柴德赓、陈述、何竹淇、侯外庐、黄元起、黄现璠、蒋益明、李旭、王天民、王华隆、魏重庆、徐知良、徐嗣山、张鸿翔、周春元、周传儒等；出自国文系的有方国瑜、傅筑夫、纪庸、梁容若、刘汝霖等；出自英文系的有黄静渊、沈炼之、杨人楩、杨鸿烈等；就读院系待定的有陈高佣、方壮猷（未毕业）、张云波等。本科毕业后又进入该校研究院学习的有何竹淇、黄现璠、王华隆等，以及来自中国大学的刘铭恕，河南大学的罗宝册，燕京大学的赵泉澄，及未曾入过大学的孙培良等。另外，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出过不少史学人才。其中出自史地部的有常燕生、程国璋、李泰棻、孟世杰、熊梦飞、许毅（重远）、张大龢、张邃青等；出自国文部的有郭宝钧、周予同等；出自英语部的有胡宜斋、焦实斋、周谷城等。虽然人数不及北大、清华之众，但其中一些人在史学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燕京大学是办得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特别是它的历史系享有盛名，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办得也非常出色。出自历史系的有邓嗣禹、冯家昇、侯仁之、胡肇椿、栗庆云、聂崇岐、齐思和、田农、王伊同、王锺翰、翁独健、杨生茂、赵丰田、赵泉澄、周一良等15人。出自其他系的有：国文学系的郑德坤，外国语文学系的陈国桦、戚佑烈，政治系的陈芳芝、顾敦鍒、姚曾廙，社会学系的林耀华、瞿同祖等。历史系还是其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的主要生源之一，上面列举的15人中，除了胡肇椿、栗庆云、齐思和、田农、杨生茂5位外，其余10人都进入该校研究院进一步学习。其他出自国学研究所和研究院的人物还有白寿彝、班书阁、陈芳芝、陈梦家、顾廷龙、何格恩、林耀华、毛汶、蒙思明、牟润孙、瞿同祖、沈维钧、谭其骧、王伊同、萧炳实、叶国庆、余协中、曾宪楷、张立志、张芝联、张维华、郑德坤等。其人数与北平师范大学大体相当，但影响似应过之。　　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6年，但它所造就的史学人才却不少，如出自历史系的陈训慈、陈祖源、陈登原、陈憬初、郭廷以、束世澂、向达、张廷休、章诚忘、郑鹤声，出自国文系的胡哲敷、赵万里，出自教育系的徐益棠、周谦冲，出自地学系的王勤堉、诸葛麒，还有科系待定的洪承中、孔德、刘纪泽、杨筠如、郑师许等，共计21人。其中陈训慈、束世澂、向达、张廷休、徐益棠、郑鹤声、周谦冲、诸葛麒都是南高的毕业生。南高毕业而未入东南大学者还有姜子润、刘掞藜、缪凤林、施之勉、王庸、张其昀等。而在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后，出自该校的史学人才有历史系的胡澱咸、蒋孟引、李絜非、孙正容、谢兆熊、姚公书、袁寿椿、章巽、周轼贤，中国文学系的方步瀛、楼公凯、王凌云，外国文学系的范祖淹，哲学系的邓永龄，社会学系的马长寿，政治学系的谢义伟，法律系的陈梦家，畜牧兽医系的郑学稼等，共计18人。不仅人数少于南高和东南时期，更重要的是，出自中央大学的史学人才，虽然后来也成为各大学的史学教授，但多数并没有太大影响，只有蒋孟引、马长寿和章巽较为重要。而影响很大的陈梦家并非出自文史科系，且其当时的兴趣也不在史学方面而在文学方面，直到后来进入燕大研究院随容庚学习，方倾全力于古文字学和古史的研究。郑学稼所学“畜牧兽医”更与史学毫无关系，他后来在史学等领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留学日本的经历。可以说，中央大学在造就史学人才方面，比北平师范大学要逊色很多，若比北大、清华、燕京，更难望其项背。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普遍的特点是“极注重考证史实，而不注重解释历史”，而中央大学史学系自始即在科目设置上标举“注重实用”的原则，主张“史为经世之学，固以实用为归”，“较之时人之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同”。这或许是它所培养的人才大多难以在当时的史学领域发生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除以上几所大学外，其他大学也都或多或少出过一些史学人才。本科方面，如金陵大学的蔡维藩、陈钟浩、陈恭禄、丁云孙、韩亦琦、李小缘、刘继宣、鲁瀚文、马文焕、涂适吾、万国鼎、王绳祖、徐则陵、徐家骥、余文豪、章诚忘、周荫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朱滶，中山大学的岑家梧、陈国治、戴裔煊、黄福銮、梁钊韬、王兴瑞，武汉大学的曹绍濂、陈锡祺、辜勉、陶元珍、王名元、项英杰、张孟伦、张继平，辅仁大学的史念海、许衍梁、姚鉴，南开大学的陈同燮、陈振汉、梁启雄、鲁光恒、马奉琛，西南联合大学的程应镠、李埏、熊德基，复旦大学的陈序经、费巩、耿淡如、梁希杰、潘硌基、瞿兑之、孙寒冰、陶樾、谢德风、鄢远猷、杨熙时、应功九，暨南大学的江应樑、苏乾英、谭其骧，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林惠祥、刘朝阳、叶国庆，东北大学的李符桐、阎文儒、张亮采，四川大学的李源澄、黄大受，齐鲁大学的吴金鼎、张立志、张维华，华西协合大学的刘藜仙、蒙思明，岭南大学的陈受颐、何格恩、黄延毓、李兆强、杨成志，沪江大学的贺昌群（未毕业），之江大学的葛绥成、顾敦鍒、毛汶、萧炳实，浙江大学的孙守任，湖南大学的吕振羽、曾宪楷，河南大学的郭豫才、罗宝册、张秉仁，山西大学的马腾淮，光华大学的郭斌佳、潘莳、谢元范、杨宽、张芝联，大夏大学的林志纯、苏希轼、吴澄华，中法大学的牟润孙、聂鑫、商鸿逵，东吴大学的吴于廑、张梦白，北平大学的钱实甫，北京政法大学的贺培新、侯外庐，北京民国大学的雷敢、王静如，中国大学的刘铭恕、齐燕铭、孙次舟、吴泽、徐宗元，武昌文华大学的冯汉骥、李兆民、汤吉禾、吴之椿，中国公学大学部的郭虚中、胡不归、李祥麟、罗尔纲、吴景贤，震旦学院的李璜、左舜生，大同大学的李彭、唐长儒、张礼千，正风文学院的王仲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陈千钧、魏建猷、王蘧常、吴其昌，朝阳大学的阎宗临，上海群治大学的杨荣国，交通大学的顾榖宜，持志学院的胡道静，上海国民大学的刘节、卢剑波，吴淞政治大学的鲁默生，上海大学的罗髫渔、史岩，武昌师范大学的侍尧墀，武昌中山大学的徐德嶙，武昌中华大学的李飞生、唐祖培、余也非，成都师范大学的萧熙群等。研究院（所）方面，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吴于廑，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的赵光贤，中国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徐宗元，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的陈国治、戴裔煊、黄福銮、江应樑、梁钊韬、区宗华、潘莳、王兴瑞、朱杰勤，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魏应麒，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李符桐、张亮采，复旦大学研究院史学部的谢德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的刘熊祥，武汉大学研究院的郭守田、谭英华、周春元，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张秉仁等。以上人员中，有些是在同一所大学先读本科，后入研究院（所），所以名字有重复出现。此外，除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外，其他高等师范学校也都出过一些史学人才，如卞宗孟（沈阳高等师范学校）、陈安仁、容肇祖、姚宝猷、曾纪经（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邓永龄、穆济波（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冯德清、韩道之、李则纲、钱亦石、沈刚伯（均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
未完待续
欢迎订阅《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modernchinese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