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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杂谈
（一）“进步”的诱惑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忽然意识到，原来司空见惯的生命现象——亲缘的相似性，也就是常说的遗传与变异，有着一套既明显又巧妙的机制，这让他们非常兴奋。在此之前，在医生、牧师、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还在承担生物学工作的时代，人们一直认为，遗传就是本质上的一成不变，而所谓变异，其实乃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比如气候变化，又比如用进废退。直到18世纪，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仍然坚信，白人长期生活在热带就成了黑人——强烈的阳光作用于白人的肝脏，胆汁就会变黑，进而色素沉着，黑人就是这么出现的。然而，当达尔文提出，变异和遗传一样，环境的影响必须通过内在的机制起作用，几乎所有关心生命现象的学者都被他吸引，并投身于这一场大讨论。其中活跃的身影，不乏统计学家们。就最基本的哲学观而言，统计学家天然地与生物学家亲近。作为生物学研究的对象，生命是一种永远无法排除例外的现象。假如一个研究者说，产后的母猫为了躲避入侵者，会叼着幼崽寻找更秘密的隐匿。任何一个内行都懂得，这个说法只在概率意义上成立。因此有人总结，生物学只有一条普遍定律，那就是一切生物学定律都有例外。正是这样的例外，令一直梦想驯服偶然的统计学家感兴趣。在生物进化的问题上，达尔文本人很谨慎。为了避免价值上的误判，他长期拒绝使用“进化”（evolution）这个词汇。据说，他还拒绝了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二卷题献予他的请求。但是，信徒总是狂热的，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进化论的热忱。统计学家试图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捍卫达尔文。特别是为遗传与变异的内在机制——自然选择提供数学证明。这一动机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等人创立了生物统计学派。这帮人的思路是，将不可观测的生命现象，例如某个物种长时段的遗传变异，转换成这个物种在不同环境下特定“表型”（Phenotype）或“性状”（traits)的测量。然后，计算这些参数的概率分布，继而推断出自然选择与遗传变异之间的相关度。这一思路在韦尔登（Rerhael
Weldon）那里形象化了。这位统计学家从河道的淤泥中抓了数百只螃蟹，一半封在装有淤泥水的广口瓶里，另一半封在装着干净河水的瓶子中。隔段时间他打开瓶子，测量两组螃蟹的存活数，以及蟹壳的大小，来计算它们的概率分布。由于韦尔登死于一场滑雪事故，皮尔逊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后来的报告中皮尔逊表示，这个统计实验足以证明，在含有淤泥的水中，大螃蟹比小螃蟹更容易存活。并且，经过许多代后，选择的累积效应将对群体产生持续的影响。总体而言，旧有的统计学是一门描述性的学问，生物统计学的思路改变了它，使之变得敢于预测和推断了。不仅如此，生物统计学也给现代科学的诸多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启示。按照它的理念，各个领域都可以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考察那些不可观测的事物。比如药物治疗的长期存活率、通胀情况下的经济走势，以及大量粒子的运动轨迹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生物统计学也将计算的狂热推到了极致，造成的伤害迄今可见。他们的本意是见微知著，结果却往往是以偏概全。譬如当时就有生物学家质疑统计学家，凭什么就认定蟹壳的大小就一定跟死亡率相关。韦尔登辩解说，小螃蟹活不过大的，那是因为它们的鳃太小，很容易被淤泥堵塞。很显然，这个辩解在生物学家那里未必站得住脚。那些容易辨识的表型或性状，不过是方便测量和计算的参数，却被他们认定为原因。可见，喜欢偶然的统计学家骨子里也挡不住因果律的诱惑。他们没有察觉，当未经检验的观念成为计算的前提，自己正在滑向倒果为因的泥淖。倒因为果的危险还来自当时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将进化论曲解成“适者生存”的进步哲学，迷惑的绝不只是那些相信成王败寇的普通民众。事实上，统计学家不但相信，而且强化了这种错误的进步观。今天看来，这种错误远远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毒害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生物统计学的创始人高尔顿提出，文明社会限制了自然选择的作用。言下之意，这将使得品质不良者不会完全遭受社会的淘汰。他呼吁国家积极地行动起来，控制劣质人口的大量繁衍，提高优质人口的数量，用人工选择的手段避免整个族群的堕落。1883年，高尔顿发明了“优生学”这个概念。1904年，他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不久，他又创立了优生学教育协会，出版了杂志《优生学评论》。皮尔逊、韦尔登和费希尔都为优生学贡献了生物统计学的新知识新方法。在他们的推动下，德国很早就开始普遍施行对“不适者”的生育限制。1906年，美国优生学委员会成立。1910年，美国还建立了优生学统计局。到1912年，首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召开。短短二三十年，在生物统计学的帮助下，优生学使人们普遍相信，对遗传变异的控制，是管理人类种族繁衍兴衰的科学方法。这种观念最丑陋的产物就是纳粹的“纯化”雅利安人的计划，以及最终的种族大屠杀。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优生学与大屠杀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即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将自然法则运用于人类的一种尝试。这是对优生学最严厉的指责。那么，作为优生学的基础，统计学应该接受怎样的审视呢？至少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如果说17世纪的统计学是政治算术，那么这一次是统计学自己放弃了权利。
（二）人大招生监督员不应成“公关花瓶”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其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的网站上发布消息，准备面向社会公开征选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以参与监督本科生招生工作。人大推出的社会监督员制度，是迄今我们能观测到的最为大胆之改革，值得喝彩。长期以来，高校招生工作严重依赖于内部监督，虽然校纪委、校监察处或许在严格行使职能，但其仅仅只是学校内部机构，而且级别往往逊于由学校最高领导挂帅的招生委员会，内部监督失效可想而知。在同一考区、统一考试与统一录取制度下，单个学校的内部监督风险不一定立即会暴露为问题，而在没有上级监督的自主招生中，单个学校这些弊端，则可能酝酿成重大问题。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巨额腐败案，就是一例。而人民大学引入社会监督员，就是旨在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填补内部监督不足之缺陷。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神圣的社会监督员”的选任与职责之时，我们就难对这类“重大改革”再生“喝彩之意”。据报道，社会监督员主要职责有四：一为听取权，听取学校本科招生工作情况汇报；二为要求答复权，对群众反映问题要求学校做出答复；三为旁听权，可旁听有关会议；四为巡视权，可巡视网上录取现场。这四类权中，听取权、旁听权和巡视权，仅只是完成监督的基础信息工程，信息对称虽然至关重要，但却不等于监督权。于内部监督权相较，社会监督员的监督权，明显处于“无监无督”的状态。这样“空心化”的外部监督权，根本起不到有效补充与协作内部监督之效。大凡监督权，必起于监督人选任中的“利益避让”原则，这才是合格的社会监督员之起点。在实际运作中，因考虑到利益关系变动因素，还要设置“监督员回避制度”，凡在被聘任的监督员中临时出现利益冲突之时，任何关系人都可申请该监督员回避。为了做到这一点，监督员选任工作中，越是由独立一方来主持，所选到的监督员的公信力就会越高。人民大学将选任的社会监督员，完全由内部人来选定，这使内部人有“收买”外部人信用的大量机会，导致监督失灵。而从监督权上看，监督权的核心就是对发现问题拥有自主调查与提出处罚建议的权力。没有此权，监督就是一种形式主义。一些陷入丑闻的机构，常推出“社会监督员”来修复形象。这类公关攻势，虽不伤大雅，但依然只是个“花瓶工程”。社会监督员唯有跳出“公关花瓶”，才会真正起到公众所期盼的社会效果。
二、每日教育精选
（一）学校是否患上了改革疲劳症
近日，北京市少年宫招生爆棚的现象，引起媒体关注。据报道，为了给孩子报上名，有的家长竟半夜排队；原计划四天的报名时间仅用一天就招满，火爆场面堪比春运。为什么北京市少年宫如此受家长热捧？有人认为是校外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口碑好的少年宫便人满为患；有人认为是北京市少年宫品牌好，与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比，收费又低，可谓“物美价廉”，自然就挤破头。这些都言之有理。但在笔者看来，少年宫报名如此红火，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市场欣欣向荣，实质上都折射出一个问题：当前的学校教育缺少活力,缺乏魅力。对此，每一位教育者尤其是中小学校长、教师，都应该好好反思。中小学还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吗？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必然需要丰富多样的校外教育资源作支撑。多年来，教育部门不重视乃至忽视校外教育资源的作用，导致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两张皮，学校教育在体系内循环，自我封闭,自我欣赏，其活力因而大大降低。要焕发教育的活力，就要提高学校的开放水平。一方面，行政部门要为学校解除开展校外活动的顾虑，不能因为学生安全问题因噎废食，同时还要大力协调、整合、建设丰富的校外教育资源，为学校教育提供“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校长、教师要拓宽视野，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自觉统筹考虑调用校内校外教育资源，努力让学生的学习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发生，以丰富他们的体验、激发学习的兴趣。家长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吗？在一些教育者和媒体的眼里，素质教育不能深入实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长不买账；学校教育改革的重大阻力，就是来自家长。到学校采访，有的校长、教师抱怨，家长的理念跟不上教育改革的步伐。少年宫受热捧，校外兴趣班的流行，可以纠正我们的偏见了：家长原来不只是看重分数，而是渴望孩子基本素养的提升、身心更为均衡的发展。实际上，不是家长落伍了，而是学校教育与家长眼里的素质教育常常背道而驰。要让学校教育富有吸引力，就不能把家长推向对立面。校长、教师或许应该放低姿态，去倾听、理解家长的需求，并试图从社会、家长的角度重新理解教育。苏格拉底说，自己之所以比别人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无知。一个智慧的教育者亦如此，不是处处傲慢地炫耀自己的专业、高明，而是谦恭地谛听社会、时代的声音，从而真正把握教育的大势。学校是否患上了改革疲劳症？传承文明的学校教育，需要保持基本的文化品格，坚守教育良知和理想，不做“墙头草”。但是在转型社会，改革是保持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活力的必要条件。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当社会的大潮向着某个方向浩浩荡荡前进时，学校教育必然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调整。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日益开放、民主，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多元，社会、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尤其是对学校教育的内涵、品质更为关注乃至挑剔。可是，一些教育部门、教育者依然故我，沿着惯性重复昨天的故事。由此，本来格局宏大的课改竟窄化为改课，“教育规划纲要”的伟大蓝图也被个别地方、学校束之高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一些民办教育机构负责人闻风而动，比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要调整培训教育的方向，“从简单的励志教育拓展开来，逐步回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公办中小学校长“见惯不怪”，对国家教育重大改革信息置若罔闻。多一分这样的麻木和惰性，学校教育就将少一分生气和活力。学校是教育系统最关键的细胞。学校有活力，一个国家的教育才有魅力。解放校长、教师，激发他们自我革新、自觉创造的热情，从而唤醒每所学校澎湃的活力，乃是当前教育改革紧迫而伟大的任务。
（二）开放校园体育设施需制度保障
在全国范围内，体育场地和设施主要分布于校园，在一些大城市，校园占比甚至高达七八成。由于被视为“校产”，校园体育场地和设施的服务对象，通常局限于校内师生，周边居民即便朝夕相望，也难得获许进校锻炼。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校园表现得就更为典型，它们不仅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到了寒暑假期也不对外开放，造成了体育资源的大量闲置甚至浪费。多年来，社会对此一直呼声不断。在国家层面，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也有明确要求：“学校在保证校园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对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的学校给予经费补贴，为学校办理有关责任保险。新建和改建学校体育设施，要便于向公众开放。”从各地实践看，成效参差不一。在江苏，从1999年即已开展试点的无锡，截至去年开放率已达到63.5%，该市也制定了相应实施办法。但在更多城市，校园开放仍然小步慢走，有的开过又关，难以满足市民需要。究其因，问题还是出在缺乏可操作的制度保障上。比如，各地学校普遍对开放校园持观望甚至疑虑态度，他们担心设施维护成本、校园秩序维护和安全管理、意外伤害责任认定等诸多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学校之忧，就很难推动校园长期开放。再比如，校园开放涉及多方，社区、街道乃至上级政府部门应担何责，如何协调、监督和奖惩，也都需要清晰界定。此次杭州出台的实施办法，其亮点有三：政府牵头总协调，每年安排专项资金落实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管理人员、场地维修、设施配置和更新、公众责任保险等经费，统一组织居民进校健身公众责任保险；社区与辖区学校签订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共享协议，制定开放制度等，为每所开放学校至少配备管理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各1名；建立群众监督和政府抽查制度，督促开放落到实处，等等。这些规定细致明确，有助于将开放举措长期推行下去。体育不仅是增强全民身体素质的主要手段，也是推广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按照有关规划，未来南京将打造“亚洲体育中心城市”和“国际体育名城”，到2015年建成城市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重要措施之一是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率2015年达到50%以上。在开门迎接市民上，南京的不少高校已经行之有年，一些中小学也在摸索探路。要让这项便民利民之举惠及更多市民，南京亟需在制度层面再进一步，用制度保证“校园大门常打开”。
三、图文热帖
（一）叔叔和我过小年
（二）寒假作业自由选
（三）我给小鸟安个家
（四）4名小学生体验“独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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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9 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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